马上评丨进一步“放权”，提升楼市政策的灵活性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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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公布。其中关于房地产发展的内容，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决定》提出，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满足工薪群体刚性住房需求；支持城乡居民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充分赋予各城市政府房地产市场调控自主权，因城施策，允许有关城市取消或调减住房限购政策、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等等。

事实上，这些内容在过去几年不同层级的政策文件中大都有出现，不少实际上已在执行。但它们写入《决定》，预示着为适应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这一新形势，近年来的一系列应对举措和改革尝试，在最高层级的改革方案中得到确认和深化。这对于强化房地产领域的改革预期，提升改革成效，有着重要意义。

从方向上看，这些举措有一条突出的主线，即向市场和地方政府进一步“放权”，扩大开发商、地方政府在应对房地产发展变化上的自主空间，以提升政策的灵活性、针对性。

在目标上，又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进一步挖掘住房消费潜力，保障房地产行业平稳发展，也即“防范化解房地产风险”；二是，更好满足和保障好社会多元化的住房需求，整体降低租房、购房门槛，提升社会居住品质。当然，这两者本身是有机统一的。

这背后的一个重要现实是，尽管中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人均居住面积超过了40平方米，但房地产市场的消费潜力和社会多元化居住需求，依然不可低估。这是因为城乡之间、不同群体间的住房需求和满足程度，均有较大差异。

比如，近期某地的“撇火药”出租房（条件相对较差），在一些刚到城市的年轻人中受到欢迎，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现象。《决定》提出，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满足工薪群体刚性住房需求，就有非常强的现实感。

另一个可观的住房消费潜力来自改善需求。比如，中国“房改”到今年已整整30年，这意味着相当一部分商品房实际上已步入老旧化阶段，由此衍生的住房消费“换代”“升级”空间，其实不小。《决定》提出要支持城乡居民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包括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都精准呼应了这一点。

长期以来，不少城市依据面积、容积率等对商品房作出分类，在此基础上实施不同的契税标准，并给予不同的供地指标。这在客观上限制了非普通住宅需求的释放和产品供应。取消区别后，就有望给非普通住宅的供需两端带来新的增量空间。

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和改革走向，之所以广受关注，不仅因为它涉及一系列的上下游产业，与社会就业、城镇化发展等息息相关，也因为居住质量始终是攸关民众切身利益的大事，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一把重要标尺。一个细节是，这次房地产的相关内容，就被置于“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这一改革条目中。

从更大视角看，《决定》中还有很多措施，也都与房地产紧密相关。如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探索建立自愿有偿退出的办法等。目前，我国有超2.5亿人常住在城镇却没有城镇户口，做好户籍转化和配套工作，就有利于给房地产消费开辟新空间。

当然，《决定》所明确的是一些方向性、原则性的改革方向，具体还需要各地各部门出台配套的实施方案来落地。可以预期，接下来围绕房地产改革、构建房地产新模式，将会有一系列新政策出台。

就在今天（《决定》公布的第二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显示，7月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利率均下调10个基点。通俗点说，贷款压力更小了，这也是对《决定》明确的房地产改革导向的一种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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