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当00后撞上就业难：找一份喜欢的工作有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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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程大发
编辑 | 赵孟

22年前的“千禧之年”，中国正处于互联网起步与贸易开放的关键时刻——宽带提速降价、国产搜索引擎诞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而许多夫妻也在这一年，迎来了他们的“千禧宝宝”。

00后在中国有史以来最优渥的环境中长大，也是互联网洪流中成长起来的“新新人类”。2022年，第一批千禧年出生的00后即将大学毕业。根据BOSS直聘研究院发布的《00后群体就业选择偏好调研报告》，00后的个人定位和职业追求，与上几代人存在诸多差异。这显示在劳动力迭代中，出现了更加关注自我成长和生活平衡的求职新趋势。

但就业环境并不理想。据教育部统计，2022届高校毕业生预计达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规模和增幅均创新高。加之受疫情等因素影响，2022年被称为“最难就业季”。

当“新新人类”走向“最难就业季”，他们将遭遇什么？

不愿“委屈”的一代

“加不加班？双不双休？然后才是薪资待遇如何？”90后HR杨彤在互联网公司从事招聘工作两年，今年春季以来密集的面试了一批00后求职者，这是她被问得最多的问题。

“我觉得00后找工作更注重自己能不能过得舒适。”提到对00后求职者的印象，杨彤说。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曾做过“00后一代认知特点、思维方式”课题研究，该所研究员杨雄在相关调查报告中认为：“00后一代”追求现实快乐与高品质生活，喜欢做自己感兴趣的工作，注重享受，轻松生活。

界面新闻采访的多位今年毕业的00后大学生表示，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他们并未感受到太大的经济压力——无论是家境较好的出国留学生，或是在国内二线城市，甚至小县城求职的毕业生。

“我们这一代人很多都是独生子女，一直都是被父母宠过来的。很多甚至爷爷奶奶也没什么孙子孙女，老人们又领退休工资，也会给零花钱，所以物质上可能不会有很强的紧迫感。”00年出生的杨怡说。

杨怡来自一个体制内家庭，父亲是教师，母亲是公务员。她的家在江西一个很小的县级市里，家庭收入算中等水平。去年，学法律的杨怡面临毕业，需要翻越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两座大山”。“我爸跟我说，我给你3年时间，如果你公（务员）没考过，你也可以考研，也可以不去工作，就在家里躺。”杨怡说，这让她有了3年时间不用考虑赚钱的事。

杨怡身边的朋友也大都如此，“我们班上大部分人都在考各种各样的试，大家都不是一毕业就着急去找工作。我们可以再空出两三年的时间，直到能找到自己最满意的工作为止，大部分人都能得到家里足够的支持。”

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2022年中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达457万。而智联招聘调研显示，50.4%的2022届高校毕业生选择就业，比去年下降6个百分点。

高雪原是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讲师，也是一位2019级的本科生班主任。她曾收集过班上40多个学生的毕业规划，大一时，班上选择考研的学生很少；到今年大三，班上百分之八九十的学生都在计划考研。

高雪原认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3年来，疫情改变了就业环境，因此“比起挣钱，00后更希望能找到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而不是着急地进入劳动力市场。”她说。

热衷考试，拒绝加班

高雪原的课堂氛围轻松，她在课上鼓励学生发表不同的观点，“活跃的同学会直接说他的观点；不喜欢表达自己的同学，当我点到的时候他也能说，不管认同不认同，他都能说出自己独特的理论。” 高雪原认为，在互联网信息洪流中长大的00后，“无论是从思维的广度还是从他们对各种选择的可接受性来说，他们的能量都超乎我们的想象。”

杨雄在《“00后一代”青年价值取向新特征》一文中总结，“00后一代”的思想行为新特征之一是：传统“权威意识”渐趋淡化；平权意识、规则意识增强。也因此，00后职场人在公众语境里被描述出来的形象通常是：敢表达、敢质疑、敢拒绝。

杨怡就具有这样的特质。在工作单位，她年纪最小，领导经常会让她做一些“秘书工作”，比如作会议纪要。领导语速快，她有时候记不下来，她会直接在开会前对领导说：“你说慢点儿。”

有一次，领导心情不好，语速格外快，她就用她最熟悉的打字工具——手机，开始做会议纪要。领导发现她盯着手机玩，点名批评她，她也毫不示弱：“我就把手机屏幕对着他，我说你仔细看看，我是在做会议纪要。”

但2001年出生的刘伯涵解释，00后也有很多委曲求全的时候，勇敢需分情况。“比如说实习生，我常跟朋友开玩笑说，实习生不转正就是‘爹’，想拒绝就拒绝，实在不开心跑就是了。但如果你想转正或者学真正的东西，就得收敛一点，尤其是今年，更得唯唯诺诺。”

刘伯涵将于2023年毕业，他高中毕业后到美国波士顿大学继续求学。今年，他决定回国就业。刘伯涵刚进入快消行业实习时，做过不喜欢的杂事，也加过很多班，但为了“学点真东西”，他都忍下来了。

界面新闻采访的多位00后求职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热衷各种考试，手握各种证书、开拓许多副业，但坚决拒绝加班。

00后刘艺的小红书账号拥有30多万粉丝，在运营账号上她很勤奋，早起、熬夜是家常便饭。从大学开始她就接广告，收入已经能维持她的生活开支，但是她从今年3月便开始找工作，她觉得靠流量赚钱的工作只能作为副业。她也收到过几家互联网公司的工作邀约，但因为“太卷了”而放弃。她不想加班，更希望选择体制内的工作。

现在体制内的杨怡也的确几乎不加班。她从不迟到、早退，工作时间也很勤勉，但到点就下班。有一次，她5点半下班后，领导在6点钟打电话给她，质问她为什么离开，要她回公司开会。她很生气，“你也没有提前通知啊，下班时间到了我下班有什么问题？”她没回单位参加会议。

杨怡并不觉得自己的做法不妥。她有两个今年刚工作的00后同事，“到点就走，下班后就关机，谁也找不到她们，那是真的牛。”

但在工作前，杨怡的大学生活几乎都是高三的重复，尤其是大四那年。为了司考，她在家附近租了一个小单间，父亲每天给她送饭，她每天关起门来学习10个小时以上，周末也不例外。司考通过后，她又开始考公务员，报了面试培训班，同样“连轴转”了几个月。

杨雄认为，“00后一代”存在“热血奋斗”与“躺平佛系”二元并存的行为特征。“热血奋斗”是为了自我实现、提高生活质量，而“躺平佛系”则是为了追求生活质量。

杨雄总结，00后属于“独生子女+全球化+互联网童年”新一代。他们的视野和所接受的信息量，远远超过20世纪50-80年代的人；他们具有较为自我、更关注个人感受等特征；他们在生存—幸福价值、传统—现代两个价值追求维度均表现出“双高”。

“从观念建构理论来考察，青年一代就是历史的产物。总体上看，40多年来中国波澜壮阔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变革因素已鲜明地嵌入00后一代青年人的性格行为之中。”杨雄写道。

被撕的offer

受疫情和国际形势等影响，今年以来，中国就业市场的用人需求下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此前曾向界面新闻介绍，“今年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应该是比历年更加严峻。”

刘伯涵是一个目标明确的人，他从高中就明确自己未来要从与事金融相关的工作。大一时，他参加了几个大公司的商业项目比赛；大二时疫情开始，他被留在国内上网课，找了几家大公司实习，其中包括一家快消行业TOP5的公司，于是，他有了更具体的目标，“我就是要进入快消行业。”

刘伯涵今年大三，但他从1月便开始投简历，到3月份，他已经得到了一家心仪的快消行业大公司的实习机会，并且“留下转正的机会很大。”但在他身边，还有很多朋友没有在国内找到工作——甚至连实习的机会也没得到。

他觉得“今年找工作难度特别大”，主要体现在两件事情上。一是“offer被撕的情况相当多，尤其是互联网行业。”刘伯涵说，他身边有很多人，好不容易挺过了互联网一轮又一轮的面试，收到了录用的offer，但是入职前，HR突然告诉他，“不好意思，公司没有HC（指headcount，指正式员工名额），offer不做数了。”

“投阿里、美团或者字节的都有，offer都被悔过。连实习offer也有被悔的，而且人数还不少，这是今年的一个新现象。”刘伯涵说。

他的另一个观察是，竞争同一个岗位的人数明显增多了。去年，他参加欧莱雅化妆品集团公司的面试，根据面试总人数，夏季实习通常是7-8人一组，而秋季招聘则是10人一组。但是今年，夏季实习的面试人数已经涨到了10-12人一组。“因为快消行业的岗位其实是比较固定的，每年招聘人数都不会发生太大变化，我今年面试的时候了解了一下，有很多是被‘优化后’涌过来的互联网从业者。”刘伯涵说。

互联网公司HR杨彤从招聘者角度也觉得，今年的面试难度增大了，很多岗位都是“优中选优”。“像一些技术岗，面试过程中就会让你当场去写代码、考核你的能力，面试官的问题也会越来越专业、越来越细，如果你技术不够硬的话，你就会被刷下来。”她说。

今年4月，智联招聘发布的一份有1.8万份样本的大学生就业调查显示，当前国内疫情反复，经济发展和就业市场承压，61%的应届生认为求职竞争非常激烈，就业是很有压力的一件事。

智联招聘执行副总裁李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国企成为今年高校毕业生的首选，调查占比达到了42.5%，选择做公务员的比例也是翻倍的，这说明在疫情环境下，新生代的求职者更加追求稳定的工作。”

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认为，每代人都会被其时代的重大社会事件所塑造，而青春时期的集体记忆将影响其个体的生命历程。3年来，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00后的大学生活，也影响了00后毕业生的就业选择。

刘伯涵只有头一个学期享受到了大学生活的自由和丰富。然后，疫情开始，第一年回不来，第二年出不去。后来考虑回国就业，主要因素也是疫情。河北某大学新传专业的00后研究生刘艺明，则明显感觉到了同学之间的疏远，与本科时不同，她与研究生同学只在线上交流，连一次正式地相互介绍都没有过。临近毕业，大部分人她都叫不上名字。

杨怡曾经非常向往上海，去年毕业时，一位在上海开公司的亲戚现身说法，告诉她自己亏了很多很多钱，“外面太动荡了，还是留在家里好。”杨怡于是留在家乡，成了一名县城公务员。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杨怡、刘艺、张涛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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