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切豆腐两面光，“泥水匠”用半生心血铸就金融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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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赵铭

康心如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私人银行家，因为人宽和忍让，遇事从容灵活，被重庆的金融同业们戏称为“泥水匠”，意指他待人处事总能取得折中的立场，不失于偏颇，遇事能摆得平、抹得光，尽量不得罪人而把事做成。这位“泥水匠”28年的金融从业生涯中，确乎是多次斡旋于多方势力之间，竭力推进银行事务发展，穷其毕生精力与心血筑就了四川美丰银行的发展与辉煌。

心如此人

康心如

康心如（1890-1969），名宝恕，祖籍陕西城固，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冬在父亲去往四川绵阳就任县令的路上出生。他自幼深受兄长康心孚影响，阅读了大量新式书报，20岁时追随兄长的脚步考入了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专科。赴日之前，经康心孚介绍，在上海加入了同盟会。在日期间，康心如除了学校的课程学习，还了解到了明治维新后日本发展起来的诸如三菱、三井一类的垄断财团，深受震撼。但求学不久，其父就病逝了，回国奔丧后的康心如没有返回日本继续学业，而选择在刚刚经历过辛亥革命的中国开始了革命宣传活动。他先后辗转成都、上海，创办了《公论日报》、《国民公报》、《雅言》等进步刊物，同时历任四川银行贷付课课长、四川金库经理和上海濬川源银行经理。此时的康心如以革命青年自居，满腔政治热情，但也已经涉足了金融业。这些教育背景和成长经历为康心如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16年，康心如由上海迁居北京，在北京政府国务院侨务局当一名佥事，和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兄长康心孚一起生活。在此期间，康心如还因创办革命报纸而被捕过，受了一年牢狱之苦。至1919年，康心孚病逝，养活全家人的重担压到了康心如身上，生活十分拮据，使他不得不开始思考如何解决经济问题。时隔不久，因缘际会之下，康心如投身金融业的契机出现了。

斡旋筹建

雷文画像

1921年，重庆富商邓芝如来到了北京，准备谋求中美合资的中华懋业银行重庆分行经理的职务。邓芝如是个没出过远门的旧式商人，在北京人生地不熟，便投宿在故交康家，托康心如帮忙牵线搭桥。此时外国的一些游离资本也在中国寻找投资机会，开办了上海美丰银行的美国商人雷文（Frank JayRaven）派了代表来到北京，准备筹集华资，在直隶开办美丰银行。康心如得知此消息，便说服了邓芝如放弃中华懋业银行转而和雷文合作在重庆开办合资银行，同时全程参与谈判，在两方之间撮合。可以说，真正推动这场商谈并使建行一事初具规模的，不是雷文或他的代表，也不是邓芝如，而是撮合人康心如，他作为两方的中间人，总能在双方讨价还价的谈判中因势利导，推动合作的顺利进行。历经数次谈判，最终双方决定在重庆设立四川美丰银行，由美国人担任经理，两名华人担任协理。

因这一系列谈判中康心如作为中间人的出色表现，加上他曾出国留学、受过新式教育的背景，且有过在金融机构任职的经验，华资和美资两方都认为他的加入对四川美丰银行的发展极有裨益，大力邀请其参与。康心如也早有“实业救国”、投身商业的想法，奈何家境窘迫，拿不出入股美丰的资金。邓芝如便借给他1.2万元股本，使其顺利成为了四川美丰银行的第二协理。康心如便这样弃政从商，走上了发展金融业的道路。

转亏为盈

四川美丰银行旧貌

1922年4月，历经一年筹备，四川美丰银行在重庆新街口大张旗鼓地开业了，排场声势浩大，鼓乐鞭炮齐鸣。然而开业伊始，其业务发展却并不那么喜庆。第一年业务没有起色，年终结算甚至亏损3391元。

究其原因，在于美丰内部矛盾重重。由于种族、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中美管理层在银行经营理念和实践中产生了极大分歧。经营上，美方人员没有考察重庆本地的情况，而是直接照搬与重庆市场习惯大相径庭的美式业务模式，使得四川美丰银行的业务无法展开；管理上，中美员工薪资差异巨大，美方职员生活开支庞大，且自认高人一等，对中方人员极不尊重，呼来喝去、颐指气使，又一刀切地拒绝中方推荐的员工人选，使得邓芝如大为光火，每天卯足了劲与美方职员作对，双方剑拔弩张，难以合作。康心如夹在邓芝如和美方职员之间，左右为难，民族自尊心和业务开展的实际需求使他对美国职员不赞同，但邓芝如推荐的员工人选多是旧式商人、封建官僚，于银行发展无益，他也并不认可。最重要的是，康心如一心想要搞好美丰银行，而执着于内部斗争只会将美丰搞垮。他便周旋于二者之间，希望将矛盾平息，引导银行业务走上正轨。然而身为第二协理、股资还是从第一协理邓芝如那借来的康心如，此时位卑言轻，不能对日常事务造成多大影响。

康心如全家福

1922年的结算表发布之后，康心如深感问题的严重性，多方找中方董事商议，最终说服邓芝如邀请雷文来重庆商议美丰的前途问题。1923年春，雷文亲赴重庆后，康心如向雷文报告了四川美丰银行第一年的经营情况，系统阐述了造成亏损的原因，并给出了改进意见。雷文听取了康心如的建议，并鉴于康在业务上的突出表现，嘱咐新任的美方经理和营业主任在营业方面多听康的意见。如此一来，1923年起，康心如的职位虽未变，在美丰的实际地位和话语权却大有提高。

在新任美方经理的默契配合下，康心如在业务上的安排设想终于得以顺利实施。在经营上，开展了更符合本地特色和重庆客户需求的业务，变“活期存款”为“比期存款”，变“抵押贷款”为“有限制的信用贷款”，终于开始打开重庆市场，营业状况逐渐改善。管理上，协理2人降职1人，普通行员由40人精简到16人。此次改革效果立竿见影，四川美丰银行很快转亏为盈，1923年年终结算纯利为1.1万元，至1924年纯利达7万余元。股东们开始分得股息红利，美丰银行甚至开始向注册地美国政府缴纳所得税，业务发展可谓蒸蒸日上。

在股东大会上，股东们大力称赞：“1924年之所以能获盈余，实赖鄂赓诗经理与康协理办理得力”。而当时的美方经理鄂赓诗则说：“此实康协理之功。” 康心如的才能得到了多方肯定，正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

发行钞票

踌躇满志的康心如决心要在四川美丰银行干出一番事业来。突出的事件便是在他的主持下，美丰银行成功地发行了美丰券。

康心如掌美丰实权以来，每开展一项业务，总要先调查社会、市场行情，分析商帮心理，以预测市场效应，制订可行方案。通过调查和分析四川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大众银行、聚兴诚银行等发行兑换券的案例，康心如认为发行美丰券的优势在于美丰银行是在美国注册的中美合资银行，在国内享有种种特权，令人们觉得其有强大的美国资本做背景，信用且可靠；同时美丰券是在美国印刷而成，印刷精致，不易伪造，有利于消除购券者对伪钞、伪券事件的忧惧心理。

在此基础上，康心如为美丰券的发行制定了一系列宣传措施。其中效果最好、影响最大的宣传是一则无中生有的戏剧性故事。说是有一次白理洋行失火，保险柜内几千元的美丰兑换券被高温烘成了灰，但有部分兑换券上的编码还依稀可辨，美丰银行依然将其兑现。这则“美丰券烧成灰也能兑现”的故事在重庆传得沸沸扬扬，使得广大不明真相的民众觉得美丰券十分可靠保值。美丰券一经发行，即广受欢迎。除了上述营销手段的因素，还有一些客观原因。康心如曾说：“平心而论，帝国主义、土匪、鸦片烟和洋水对美丰券的发行确实帮了很大的忙。”美丰券恰巧顺应和配合了当时经常现银枯竭、筹码缺乏的市场行情和土匪横行、贵州鸦片贩子喜携纸币的社会环境，满足了市场需求。

在美丰券的销售上，康心如还引入了大生、金盛昌和恒泰丰三家钱庄进行代销，与它们结成了利益相关的牢固关系。除了利于美丰券的分销之外，还可在危急关头相互扶持。四川美丰银行面临过几次挤兑风潮，每逢挤兑之时，除了自身的准备金外，上述三家和其他一些相关钱庄也会临时把现银运来，以显示银行财力雄厚，稳定人心，多次平安渡过了难关。当时重庆金融界有句戏言：“康心如一气化三‘清’”（三“清”指大生钱庄经理李懋卿、全盛昌钱庄经理侯绍卿、恒泰丰钱庄经理杨怀卿），正是在形容美丰与三家代销钱庄的紧密联系，同时也体现了康心如在商场行事善结人缘，能得人信赖，方能每每得人相助化险为夷。

拯救美丰

四川美丰银行股票

然而好景不长。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战争的浪潮顷刻间席卷全国，在华洋人惶惶不可终日，甚至开始反扑革命，制造事端。这年9月5日，英军炮轰万县，屠杀中国军民，致死伤千人，史称“万县惨案”，激起了全国民众的愤怒，各国终于开始撤侨。1927年，四川境内的外国侨民也接到了撤侨通知。而对于一家中美合资银行，美方撤走了，美丰该何去何从呢？

美方的处理办法是把银行的所有现金、帐册、文件等全部封于库房内，然后他们将钥匙带走，待将来局势平静后，他们再回来整理，收拾残局。这无异于将华人股份视若无物，美方一撤，美丰便关门，华人的股本也被冻结，而且已发行的美丰券如何兑换？客户存款如何支付？美国人却只想一走了之不管不顾。康心如得知后，深感前路危险，大厦将倾。对于此时的康心如来说，四川美丰银行就是他的全部。为了还邓芝如当年借给他的股本，康心如已经把老家的祖产变卖抵债，几年来全部心血都在美丰，因此绞尽脑汁也要想法子拯救美丰银行。康心如一直深谙政治对于经济的强大影响，美丰的筹建发展与外国人的在华政治特权息息相关，此刻外国力量靠不住了，他想到了借助重庆的最大军阀势力——刘湘。

康心如找到了曾和刘湘是同学的美丰股东周见三，委托他去向刘湘沟通美丰若遭封闭的利害得失，希望能说服刘湘买下美丰的全部美资股份，以免造成美丰倒闭、金融紊乱，进而引发社会动荡、民心不安。刘湘对于掌握一个银行也颇有兴趣，可利于军费的筹措，便同意了康心如的建议，组织了一个新财团募集钱款，收购了美方的全部股本。在康心如的极力斡旋之下，四川美丰银行改组而未倒闭，自此，成为了一家完全华资的银行，依托军阀势力而维持信用。

大厦终成

盘踞重庆的军阀刘湘

四川美丰银行改组后的前三年，康心如遭到排挤，未掌大权。康心如索性曲线救国，请假省亲，离开重庆。康离开后，因经营不善，美丰损失了几十万元之多，状况一日不如一日。康心如适时回返，拯美丰于危墙之下，得到了刘湘以及股东的支持，终于掌握实权，任四川美丰银行总经理直到1950年停业。此后，美丰业务范围日益扩大，营业状况大为改善，先后依靠刘湘的军阀势力和国民政府开展各项业务，通过申汇业务、内地翻汇等大获其利。

四川美丰银行成为了在西南地区颇具影响力的华资金融机构，与康心如的经营领导之能密不可分。康心如将“一诺千金”作为四川美丰银行的行训，认为金融业最重信誉。曾在一次买卖申汇的交易中，美丰银行的一个营业人员不慎落入圈套，致使美丰要大额赔款，康心如指示照赔。还有一次，一位美丰员工做存放交易，不小心将寸头算错，差额高达数千元，经手人都希望可以毁约以使银行不受损失。请示康心如之后，他却坚持顾全信用，如数填补差额，该赔则赔，该补则补，一时的得失不要紧，不能落了美丰的信誉，“签字就要认”。于是当时又有“康心如一诺值千金”的说法。此外，康心如坚持严格管理，坚决摒弃作坊式的传统经营方式，使用英美式的现代会计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奖罚分明的管理制度。同时，他知人善任，极重选贤任能，多方搜罗金融人才委以重任。

四川美丰银行大楼旧址

中外著名银行都喜建设标志性建筑以彰显气势和财力。1934年，康心如感觉时机成熟，决定效仿这一先例，修建美丰银行大楼作为新行址。为筹措建楼经费，不影响美丰的正常资金流动，康心如别出心裁地举办了“美丰大楼纪念储金”的储蓄活动，存期10年，到期还本付息，利息将是本金数额的3倍以上。此举吸引了大批储户，足见人们对美丰银行和康心如本人的信任。1935年，大厦落成，这座7层楼高的建筑在当时的重庆首屈一指，很是彰显了美丰银行的实力。

据康心如之子康国雄所言，四川美丰银行的黄金时期是1931年到抗战胜利。1933年到1937年的5年间，美丰银行的资本就翻了12倍，康心如也在增股之后成为了美丰最大的股东。在黄金时期，康心如秉持着发展实业的理念，在四川投资了8、90家企业，到1950年停业之时，还有工矿和公用事业、商业、交通运输、金融保险信托、文化新闻等5类66家企业，比如重庆电力公司、重庆自来水公司、四川水泥公司、四川丝业公司、天府煤矿公司、民生实业公司、太平洋航业公司、四川旅行社、宝丰实业公司、和记地产公司、永成银行、大夏银行、四川商业银行、中国人事保险公司、中华实业信托公司、国民公报、新民报等。康心如被人称为“康百万”，与早年那个穷困潦倒借钱入股的时候已是大不相同。

从一文不名到拥资百万，从32岁到60岁，康心如用28年的时间陪伴着四川美丰银行的诞生、成长、挫折、辉煌乃至衰败。从1922年筹建到1950年宣告停业，从亏损3391元到盖起7层银行大楼，康心如见证并参与了28年间的每一步曲折与前行。这位金融界的“泥水匠”，耗尽半生心血，将四川美丰银行筑成了重庆的一座庞然大厦，写就了自己人生最浓墨重彩的一段瑰丽旅程。美丰停业之后，康心如承担了一些政治职务，但不久就被打为右派，1969年于北京郁郁而终。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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