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金融要发挥稳定市场预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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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经记者：张寿林 每经编辑：廖丹

12月6日，每日经济新闻主办的第十四届中国金融发展论坛即将开幕，届时，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将于主论坛发表演讲，深度展望2024年全球经济格局主要特征和中国经济。

近日，宗良在会前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就全球经济金融热点问题作深刻解析。

宗良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动态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体系要与此相适应，需要不断完善。

他进一步指出，金融既然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就要在服务实体经济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明确目标和堵点，靶向发挥作用。

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预计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2.7%左右

NBD：当前中美经济均面临下行压力，请问为何前者物价低位运行后者经受通胀压力？

宗良：当前，世界经济实际上是由中美两个大市场以及其他市场相互配合组成的体系。典型的特征是，中美两个大市场中，中国是主要生产方，美国是主要消费方。在此背景下，美国在疫情期间大幅宽松货币刺激消费，同时其自身生产相对不足、供求不平衡，从而引发通胀水平大幅上升。

通胀水平上升进而又促使美国大幅收紧政策，持续加息。美元加息，不仅收紧美国市场的美元而且收紧了全球市场的美元。换言之，美元加息实际在收紧全球经济，全球总需求因此下降。预计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仅维持约2.7%，全球贸易增速仅约1.7%，针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也会相应收缩。但短期看，由于美国经济中服务业占比较高，受周期的影响较小，这种市场特点决定了整体上美国市场受影响较小，通胀降温较慢，呈现一定的滞胀压力。

相对而言，全球市场收紧以及中美关系紧张等使中国的外部需求减弱，加上国内需求正从疫情下逐步恢复，总需求明显不足，最终表现为物价低位运行。

不过目前情况也在发生变化，随着美国政策上调整应对，美国通胀水平已陆续回到3.2%上下，通胀高压状态逐步缓解，货币政策面临拐点。

中国经济在畅通“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持续发力扩大内需，同时随着“一带一路”、金砖合作机制、RCEP等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外循环进一步调整和畅通，内外需在向着良性发展，通胀水平也从低位开始回升。

NBD：在您看来，请问当前我国经济循环中，较为突出的堵点有哪些？

宗良：核心在于周期性需求不足和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同在，而周期性需求不足问题更为突出。所以堵点可分为需求问题和结构性问题，二者结合来看，可概括为突出的需求问题基础上叠加结构性问题。

堵点具体体现为：第一，总需求不足叠加市场预期偏弱。整体上表现出周期性的需求不足，突出表现为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外需不振，以及资本市场特别是股市走弱等，在此情形下，信心本身也成为堵点之一。

第二，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突出表现是“卡脖子”问题，面临的外部环境压力较大。如何自主创新，突破“卡脖子”工程，显得尤为突出。

所有经济制度都存在政府和市场“两只手”

NBD：我们知道，您近期完成著作《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中国探索》，提出新的经济学理论模型“理性综合经济学”。请问如何运用您的经济学创新理论解读此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宗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逻辑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国实践证明，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不是简单的“要么市场、要么政府”二者择一，两者需要密切结合。如此一来，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便是决定和影响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问题。

为了更有效地衡量和比较各大经济体的特征，我们可以通过量化的方式进行比较，也就是建立衡量经济模式的统一方程式，即通过赋予相应权重确定市场与政府各自的作用大小，建立“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的理论模型，精细化描述市场与政府作用。在这一模型中，所有市场经济模式，都存在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只是权重不同而已，从而可以量化、比较不同经济体中政府和市场各自作用的表现。基于这一模型，实现了中国市场经济模式的数理升华，并可据此对不同经济模式进行比较。同时基于中国的成功实践，形成一套完整的统一的经济学理论逻辑，包括：宏观政策目标、政策框架体系以及如何通过改革完善市场体系等。相对而言，西方经济学理论在解释市场作用时较为有效，中国在宏观调控方面则表现出色，宏观政策上统筹考虑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实现了短期与长期统一，当然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发展。

再看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逻辑在于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金融制度体系，在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实现金融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便是金融高质量发展在一定阶段的典型体现，为此，需要配套设计相关的金融体系建设、制度建设以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

这在会议通稿中有很好的体现，比如总量和结构双功能的货币政策，以及金融五篇大文章，都是围绕如何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调控政策设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动态发展的，金融制度要与此相适应，也需要不断完善。我们看到，金融机构定位仍存不足，因此要完善机构定位，比如支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做优做强，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比如严格中小金融机构准入标准和监管要求，立足当地开展特色化经营等。当然，为了保证市场健康发展，监管体系也进行了重大调整，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五大监管，这是很有创意的制度设计。

整体看，这一切的逻辑都是围绕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构建能够支撑经济高质量的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体系，同时又能实现金融的高质量发展。

金融需要靶向发挥作用

NBD：沿着这套经济学理论模型，请问在您看来，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企稳回升？

宗良：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要在服务实体经济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既然前面明确了目标和堵点，金融就可以靶向发挥作用。

第一，金融要发挥稳定市场预期的作用。当前，这体现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此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更加注重做好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即需要从较长时间跨度去考虑我们的政策，向市场传递坚定的信号。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传递信心，要防止短期政策出现“来回变动”的情况，提升政策的协调性和正能量。

第二，金融要支持中国经济平稳增长。从短期视角看，针对消费、投资和出口等三大需求，金融要有力支持需求增加并与之协同发展。除了稳住房地产、扩大外需之外，根据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金融还要注意活跃资本市场，增强经济增长的活力。

第三，金融要支持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五大金融”是支持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发展科技金融，促进科技创新，弥补经济发展中的短板；发展绿色金融，推动低碳发展，促进实现“双碳”目标；发展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发展养老金融，应对人口老龄化突出问题，更好实现老有所养；发展数字金融，顺应数字经济发展态势，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多方面协同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同时实现中国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

第四，金融要支持中国经济高水平开放。作为世界工厂，中国需要与全球市场有机结合，需要以高水平的开放机制进行匹配。金融要在其中发挥作用，特别是大型金融机构需要做优做强，当好服务经济高水平开放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

第五，金融要大力支持突破“卡脖子”工程。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从金融自身角度，突出体现为资金流动不能被“卡脖子”，要持续提升金融基础设施比如数字货币等，不断获得新突破，逐步形成较强的应对外部冲击以及单边制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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