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下的银行信用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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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及实现双碳目标下，我国宏观经济转型升级将进一步提速，新经济产业蓬勃发展，传统产业沿着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方向迈进。随着房地产调控政策持续不放松、地方政府债务新增受限，以往依靠房产、土地及政府信用的信用创造模式势必会调整。商业银行需要推动自身业务转型、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模式，减少对房产、土地及政府信用的过度依赖，以适应经济环境变化，这对其信用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新要求。

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基本逻辑

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已初步实现由主观向客观、由定性向定量、由静态向动态的转变。信用风险管理涉及授信审批、贷后管理、风险缓释等，贯穿信贷各个环节，其转变也已嵌入到信贷全流程中。一是风险识别初步实现由主观向客观转变。传统信贷风险识别主要依靠信贷管理者的经验判断，风险评价的主观性较强，之后逐渐转变为基于历史数据的数理统计分析评估借款人信用状况，风险识别的客观性增强。二是风险测定初步实现由定性向定量转变。以经验判断为主的风险识别模式，只能对风险进行定性评判。Creditmetrics、Creditrisk+、KMV等信用风险量化管理模型的出现，能够对信用风险进行客观、科学的量化测定。三是风险管控初步实现由静态向动态转变。传统风险管理模式下，借款人信息的获取渠道有限、更新周期较长，借款人的信用风险程度变化无法有效衡量，风险管理主要表现为静态管理。伴随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推进以及风险量化技术的进步，借款人风险评估及管控所需的各类数据的获取渠道增多、处理能力增强，银行可以实现对借款人信用风险的动态监测和管理。

当前，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基本逻辑是依靠抵押品来管控信用风险，抵押品是缓释信用风险的主要抓手。尽管信用风险管理的模式、手段等都已实现较大的跃迁，但商业银行稳健风险偏好使得其无法摆脱对抵押品的依赖。从五大国有银行贷款类型占比数据可以看出：抵质押贷款占比呈现稳步升高态势，说明抵押品仍然是银行缓释信用风险的重要手段；虽然信用贷款占比也呈现上升态势，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依托政府信用的贷款。因而，当前近三分之一的信用贷款并不能认为是完全无抵押的纯信用类贷款，信用贷款也不能认为已经成为银行信贷的主导模式，以抵押品来管控信用风险的信贷基本逻辑并未改变。（见图1）

图1 五大国有商业银行贷款类型占比

数据来源：Wind，其中2019—2021年为工农建交四大行的平均数据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变化大、银行在一些历史阶段经营较为粗放，加之缺乏权威的外部信用评级机构，无论是基于经验判断还是基于历史数据分析的信用评估，都难以准确反映借款人当前的信用状况，在我国信用保证、CDS等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不完备的情况下，抵押品依然是银行授信决策、贷后管理、资产处置以及缓释信用风险等信用风险管理的主要依据。

数据来源：各家银行2021年年报

表1 上市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房地产、基建及政府融资平台相关贷款比例（%）

我国银行业主要依靠房产、土地及政府信用进行信用创造和信用风险缓释。成为适当的抵押品需要满足易估值性、易流通性和易控制性，价值易评估、流动性好、产权清晰且易控制的房产、土地因此受到银行的青睐。对房产、土地以及政府信用这些抵押担保品的高度依赖反映到商业银行贷款的行业分布结构上，就表现为房地产、基建及政府融资平台相关行业的贷款占比高。表1列举了上市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2021年涉及房地产、基建及政府融资平台相关的贷款占比，包括房地产业、建筑业、个人住房贷款以及交通运输、水利、电力等公共事业行业，大多数银行在这些行业的贷款占比较高，平均达到五六成。由于银行在实际贷款业务中普遍加入需要抵押品的附加条款，其他行业企业贷款往往也需要有可抵质押的担保资产，房产、土地这类抵押品的不足成为制约这些企业融资可获得性的重要原因，也是导致贷款行业分布不均衡的重要因素。因此，依靠房产、土地等抵押品以及国企信仰、城投信仰等政府信用的贷款占比非常高，银行则依靠房产、土地及政府信用缓释信用风险。房产、土地价格上涨，导致抵押品价值增加及政府信用增强，进而提高可获得的信贷量，房产、土地、政府信用、信贷量之间彼此相互强化，使得银行的信用创造呈现螺旋式增长态势。

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演进趋势

商业银行负债端保本付息的刚性要求以及维护经济金融稳定的监管要求，使其需要依赖信用风险缓释工具以转移或降低信用风险。结合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现状，可预见在今后较长时间里，抵押品仍将是我国商业银行缓释信用风险的主要抓手。随着房地产调控的持续及打破政府信用债刚兑的预期，未来可能导致房产、土地等抵押品缺乏以及政府信用收缩，这将对银行现有的信用创造模式及信用风险管理策略产生较大影响，迫使其扩大抵押品清单并发掘新的抵押品。与此同时，数字科技的不断成熟和深度应用，对银行的信用风险识别、抵押品监控等管理模式创新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信用风险缓释手段面临由有形抓手向无形抓手的扩展。根据《商业银行押品管理指引》的规定，商业银行应至少将押品分为金融质押品、房地产、应收账款和其他押品等类别。金融质押品、房地产由于估值容易、权属清晰且易于控制处置，抵质押模式较为成熟，抵质押率也较高；应收账款和其他押品由于存在估值难、权属不清、处置难等问题，抵质押模式仍需探索。随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及新经济产业占比升高，企业资产结构中房产、土地等实物资产占比或将下降，知识产权、资产使用权、应收账款、货权等权益型资产占比或将升高。商业银行在服务客户特别是服务新经济客户过程中，不得不扩大抵押品范围，抵押品将会由房产、土地这类实物有形资产向权益型无形资产迁移。与之相对应，银行缓释信用风险的抓手面临由有形抓手向无形抓手拓展。更进一步，借款人的信用价值、数据资产等可视为新型无形资产。以公务员信用贷款为例，虽然名义上是信用贷款，不需要抵押品，但可视为以公务员声誉、未来收入折现等信用价值作抵押，因而风险管理的基本逻辑与抵押贷款相同，是以借款人信用价值这种无形资产为抓手进行风险管控的，并非完全无抵押、无担保。数字化转型为拓宽抵押品范围提供了可能，基于海量大数据，一方面可以缓解信贷双方信息不对称、为借款人增信，另一方面有助于评估借款人的信用价值，并形成数据资产。从依赖房产、土地等实物有形资产到依赖借款人权益型资产、信用价值、数据资产等无形资产，有利于推动信贷模式创新。

数字科技助力提升信用风险管理能力。借助数字科技手段，可以提升贷前识别、授信决策、抵押品管控及处置保全等各个阶段的风险管理水平。一是提高资产价值评估的准确性。针对基于财务会计数据估算资产价值具有时滞性的问题，应用数字技术采集和分析信用数据、行为数据、政务数据、黑名单、公共数据等各类数据，结合传统资产价值评估方法，可以实现对借款人资产价值更加实时、准确的评估，进而增强银行贷前风险识别能力及贷中授信管理水平。二是提升抵押品管控能力。利用数字科技手段重塑抵押品估值、控制等重点环节的业务流程，加强抵押品的物理状态、使用状态及权属登记情况等的动态监测，对抵押品异常移动、丢失等情形可及时发出风险预警，有助于解决传统抵押品管控中管理成本高、风险监测不及时等问题。三是促进抵押品处置。通过建立抵押品的数字化管理系统，提高抵押品权属情况、物理状态等信息的可查性和可追踪性，加强与第三方电商平台、委托拍卖机构、工业互联网平台等合作，推动形成抵押品处置变现市场，促进抵押品处置效率提升，从而最大程度地保证银行利益及借款人权益。此外，应用数字科技还有助于提升银行贷后管理水平。应用知识图谱等先进技术加强信贷资金流向监测，监控贷款实际用途不真实、被挪用、流入高风险领域等违规行为，强化贷后管理、提高风险防控水平。

加强信用风险管理的建议

经济转型下，商业银行要更好地服务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及新经济产业发展，需要坚守风险管理基本原则，完善抵押品风险管理机制，构建基于客户价值的信用风险管理机制，建立场景化信用风险管控机制，为银行业务转型及产品创新奠定基础。

探索新型抵押贷款模式，完善抵押品风险管理机制。如何解决抵押品不足难题以及管控抵押品风险，是破解融资难问题的关键，也是银行应对经济转型的重点之一。探索新型抵押贷款模式，涉及扩展抵押品清单以及如何克服当前抵押品管理中的估值、控制、处置等难点问题。一是转变依赖房产、土地等实物抵押品的思维。经济转型过程中，企业尤其是新经济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面临较大改变，资产多为知识产权、专利权、资产使用权、应收账款等无形资产，房产、土地等实物资产有限。银行要满足新经济形势下的金融需求，首要任务是转变过分依赖房产、土地等实物抵押品的思维，扩展实际业务中的可选抵押品清单，探索适用于新经济企业资产负债结构的信贷模式。以专精特新企业为例，其应收账款、存货占总资产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银行可以围绕如何盘活应收账款、存货资产重点发力，比如搭建数字仓单平台拓展存货作为抵押品，或搭建应收账款流转平台拓展应收账款为抵押品，进而提升金融服务能力。二是健全抵押品管理流程。银行的信贷链条一般较长，例如抵押贷款涉及客户营销、产品设计、授信审批、贷后管理、资产处置等，抵押品相关职责分散在分支行、授信审批部、信贷管理部、资产处置部、法律合规部等不同部门之中，职责分散会导致业务脱节、流程不畅。所以应设立专职的抵押品管理部门，建立与产品设计、授信审批、信贷管理等联合运作的抵押品管理机制，实现自上而下的抵押品全流程管理。三是加强抵押品估值、控制及处置管理。抵押品尤其是知识产权、专利权等无形抵押品的价值评估难度大，可以建立内外部抵押品估值协作机制，并注重银行内部资产评估专业人才的培养，切实提高抵押品估值水平；在开展传统信贷业务的基础上，辅之以投融资顾问、财务顾问等投资银行服务，掌握借款人财务状况、产品研发、管理能力等方面的信息，跟踪借款人实际运营情况，进而监测抵押品状态、管控抵押品风险；依托银行的客户资源和渠道优势，加强与专业担保公司、保险公司、政府担保基金等合作，并与行业自律组织合作，拓宽抵押品处置渠道。

创新信用贷款模式，构建基于客户价值的信用风险管理机制。自互联网金融兴起以来，基于大数据的小额信用贷款快速发展，成为发展普惠金融的重要方式。信用贷款的进一步发展，需要解决风险大、处置难、风险把控能力弱等信用贷款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一是提高对信用贷款的认识，创新信贷管理理念。发展信用贷款首先要破除依赖抵押品的思维，抵押品作为风险缓释工具并不能完全保证信贷安全，所以不应把是否有抵押品作为信贷支持的准入门槛。随着信用环境的不断改善，通过对借款人信用数据、行为数据、经营数据的分析，综合评估借款人的内在价值，合理设定贷款准入门槛、金额、利率等，构建基于客户价值的信用风险管理机制。二是加强小额信用贷款的集中度管理。严格小额信用贷款借款人准入标准，细化借款人群体特征，防范单一借款人类型、区域、行业等集中度过高的情况，避免借款人行为趋同导致的经营波动和违约风险。完善信用贷款客户管理系统，增加对借款人类型、区域等集中度的风险预警，加强信用贷款集中度风险监测。三是建立科学的信用贷款风险评估体系。针对信用贷款没有抵押品面临的处置难问题，信用风险管理的重心应从信用风险缓释环节前移至风险识别环节，并需要建立信用贷款整体风险评估体系。信用贷款风险评估即量化贷款违约损失的概率和程度，可采用前瞻性的情景分析法，预测分析各种情景可能产生的风险，并定期开展压力测试，制定针对性的风险防范措施，避免信用贷款导致的重大信贷损失。

打造场景金融服务模式，建立场景化信用风险管控机制。金融交易的低频特性使得银行与客户间的联系不够紧密，银行可发挥自身信用中介作用，紧密围绕政务民生、消费医疗、产业链等场景，营造一种无处不在的金融服务场景，并建立场景化的信用风险管理机制。一方面，发挥客户资源优势，拓展金融服务场景。基于银行与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等形成的良好合作关系，共同搭建政务、民生、医疗等非金融服务场景，并将金融服务无缝嵌入到非金融服务场景之中，形成以客户、企业、政府、银行为参与者的场景生态，进而根据场景中所需金融服务制定授信策略和风险管理措施。另一方面，基于产业链、供应链视角，建立主动预防型信用风险管理体系。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信用风险管理可助力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一是数据交叉验证确保真实贸易背景。对于数字技术赋能生产、流通、分配、销售等全过程的供应链金融，通过与核心企业供应链管理系统对接，结合海关、税务、法院等数据，及时获得借款人资金流、物流等信息，交叉验证借款人资信的真实性。二是应用数字技术实现对抵押品的有效管控。通过物联网传感器、卫星定位系统等科技手段，对轮船、汽车、货物等实时跟踪定位，进而可以对其形态、移动速度、轨迹等行为数据进行估测，以实现对这类抵押品的有效监测和控制，拓展适用抵押品的范围。三是强化资金流的闭环管理。设置合理的预警指标和预警触发条件，识别可疑客户名单，实现在企业发生实质性风险之前捕捉预警信号，及时控制处置抵押品等化解风险。

作者：刘晓曙 朱连磊，单位：青岛银行，其中刘晓曙系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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