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南克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美国学术界没有“浪费”大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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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研究美国大萧条，因为它是现代历史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从专业研究的角度而言，我从对美国大萧条的研究中体会到很多经济运作的规律和本质。”

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Ben S. Bernanke）

文 | 黄益平

北京时间10月10日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Ben S. Bernanke）、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 W. Diamond）和菲利普·迪布维格（Philip H. Dybvig）等3位美国经济学家因对于银行与金融危机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而获得这一奖项。

诺奖评审委员会表示，他们的研究发现提高了社会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三人“大大提高了我们对银行在经济中的作用的认识，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期间。他们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为什么避免银行倒闭是至关重要的。”

关于现代银行的研究阐明了我们为什么要有银行、如何使银行在危机中不那么脆弱，以及银行倒闭如何加剧金融危机。而相关研究的基础，就是此次获奖的3位经济学家在上世纪80年代初奠定的。他们的分析研究对于规范金融市场和应对金融危机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评审委员会表示，要使经济维持运转，储蓄必须用于投资。然而，这里有一个矛盾：储户希望在意外发生之时立即提取资金，而企业和房主需要确保危机发生时他们不会被迫提前还贷。戴蒙德和迪布维格的研究展示了，银行如何为这个问题提供最佳解决方案。通过充当中间人，银行可以允许储户在其希望的时候使用资金，同时也向借款人提供长期贷款。

他们的分析也表明，存、借两种活动的结合使得银行容易受到“倒闭”谣言的影响。如果大量储户同时取钱，谣言或将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银行发生挤兑甚至倒闭。两位经济学家对此给出的药方是，通过政府提供存款保险和充当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可以防止这些危险的动态。

戴蒙德还演示了银行如何执行另一项重要的社会功能：作为许多存款者和借款者之间的中介，银行更适合评估借款者的信用度，并确保贷款被用于良好的投资。

另一方面，本·伯南克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这是现代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他指出，银行挤兑是导致危机变得如此严重和持久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当银行倒闭时，有关借款人的宝贵信息丢失了，无法迅速恢复，社会将储蓄用于生产性投资的能力也会因此严重受损。

“美国学术界确实没有‘浪费’大萧条。”在为伯南克2022年新著《伯南克论大萧条：经济的衰退与复苏》所作推荐序中，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在研究大萧条问题，伯南克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

“伯南克一再声称他是一个宏观经济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在黄益平看来，伯南克研究大萧条，关注的并不是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是重要的宏观经济关系。而搞清楚这样一些可能影响大局的经济关系，比弄清楚一些细枝末节的历史事实更有意义，也比验证一些已经被验证过无数次的经济关系更重要。

下文节选自《伯南克论大萧条：经济的衰退与复苏》推荐序。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一窥伯南克执掌美联储的传奇经历以及背后坚实的学术支撑。

丘吉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不要浪费一场好的危机。”只有认真地分析危机的起因、传播及后果，并在此基础上调整规则、改变行为，才有可能避免危机重演。只有不停地反思，才有可能持续进步，不然只能永远在原地打转。

曾经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和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是这种反思理念的践行者。他的学术生涯主要专注于对大萧条的研究，清晰、严谨地论证了大萧条发生、持续的主要原因。他曾经说：“我喜欢研究美国大萧条，因为它是现代历史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从专业研究的角度而言，我从对美国大萧条的研究中体会到很多经济运作的规律和本质。”后来他又把从研究中获得的心得运用到政策实践中，真正做到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相传伯南克刚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去跟后来担任过以色列央行行长和美联储副主席的导师费希尔讨论博士论文题目，费希尔建议他先去读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著作《美国货币史：1867—1960》，看他对这本书的反应再确定选题。

后来伯南克回忆道：“读过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后，我对大萧条的问题着迷了，就好像那些研究南北战争的爱好者一样，我不仅找到所有关于那段时间经济的书和资料来读，还看政治、社会、历史方面的。但核心的问题——我管它叫宏观经济学的‘圣杯’，还是它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如此严重。”

后来伯南克的博士论文及之后的很多研究都是围绕两个学术问题展开的，一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大萧条，二是为什么衰退持续了这么久。

他的学术发现可以简单地总结如下：

货币因素是导致大萧条的主要原因，名义工资调整困难妨碍了经济复苏。这两个结论听起来平淡无奇，但实际上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政策意义。

过去学术界一直认为货币是中性的，价格高低只是一个数字而已。但确认货币因素导致了经济衰退，实际是否定了货币中性的认知。货币供应不足容易导致通货紧缩，而这又可能引发金融危机，从而把经济推入衰退的境地。而名义工资调整慢于价格水平，可能会使劳动需求减少，这样就会拖延经济复苏的步伐。也正因为如此，伯南克十分赞同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在《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中对美联储在大萧条期间没有奋力增加货币供应而提出的严厉批评。

美国学术界确实没有“浪费”大萧条。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在研究大萧条问题。伯南克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艾肯格林是另一位领军人物。关于大萧条的经济学研究形成了非常多的学术成果，总体来看，这个领域特别符合好的研究的几个基本特征：问题很重要、研究有意思、结论有影响。

大萧条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第一场最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研究大萧条等于抓住了一个十分重大的经济学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来自现实世界。伯南克一再声称他是一个宏观经济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他研究大萧条，关注的并不是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是重要的宏观经济关系。搞清楚这样一些可能影响大局的经济关系，比弄清楚一些细枝末节的历史事实更有意义，也比验证一些已经被验证过无数次的经济关系更重要。事实上，无论是宏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政策体系，都是在大萧条之后逐步形成的。

这个研究确实也非常有意思。大萧条期间究竟是货币收缩导致经济衰退，还是经济衰退使得货币收缩，在学术界一直有争议。早先的研究一直局限在美国本身的数据，上述因果关系不太好识别，更不要说有不少学者认定货币是中性的。这项研究的突破来自国际比较研究的引入，就一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大萧条，说不清楚谁引发了谁。但有了跨国数据，就可以按照大萧条发生之后推出金本位制的先后，来考察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结论是退出金本位制较早的国家，经济复苏也比较快。原因是在金本位制下，货币供应量是由黄金储备决定的。一旦退出金本位制，货币供应就可以灵活调整。

这些研究结论后来产生了重大的政策影响，促进了货币政策框架的形成和金融监管框架的完善。1944年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候，在确定美元盯住黄金、其他货币盯住美元的基础上，允许各国不定期地根据需要调整汇率，实际就是吸取了金本位制下货币供应不够灵活的缺点。可惜的是，后来这个设计没有发挥作用。因此，到1971年美国就放弃了美元盯住黄金的安排，走向了浮动汇率制。大萧条研究对政策最直接的作用，反映在伯南克执掌美联储期间所采取的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扩张。换句话说，他的政策是有多年学术研究支撑的。

伯南克本人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学者，他后来有机会进入中央银行参与决策，特别是在次贷危机期间执掌美联储，也算得上是传奇的人生经历。在离任之后出版的《行动的勇气：金融危机及其余波回忆录》一书中，伯南克对其在次贷危机期间所经历的惊涛骇浪般的风险和左右为难的政策选择有详细的记载，从中还能看到他作为学者出身的央行行长在做决策时所展示出的学者风格。当然，由学者而央行行长，这样的事情是可遇不可求的。但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一些政策意见或者建议，应该是大多数经济学者都有机会做到的。

《伯南克论大萧条》是一本论文集，收集了过去几十年来伯南克所作的关于大萧条问题的经济学研究论文。与回忆录相比，论文集的技术性稍强一些。好处是可以仔细地了解这些问题的提出、数据的收集、分析的过程以及最后结论的得出，其实还可以学习如何做学术研究。而对话题特别感兴趣的读者，则可以更多地关注话题的重要性、分析的逻辑及其政策含义。伯南克专门为本书撰写了第一章“大萧条时期的宏观经济学：比较分析方法”，这是一个写得非常好的综述，系统地阐述了问题的提出、分析的思路，以及一些主要的结论，对分析细节不感兴趣的读者，直接阅读这一章即可。

推荐大家阅读这本书，最主要的原因并非让大家更好地理解大萧条发生、持续的机制，而是因为在大萧条发生将近80年之后，世界经济在2008年再次遭遇一场全球性的危机，12年之后，又发生了一场世界性的新冠肺炎疫情。在这两次大危机期间，各国政府与央行都采取了“不计一切代价的政策”稳金融、稳经济。顺便说明一下，提出“不计一切代价的政策”这个说法的是十年前时任欧洲央行行长、现任意大利总理，同时也是伯南克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师兄德拉吉。这些超常规的政策对于经济复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这些措施的制定与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对大萧条时期经历的分析与总结。

不过现在世界经济甚至世界货币体系又碰到了新的问题。正因为意识到金本位制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对货币体系的要求，各国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逐步走向浮动汇率制。而为了在保持货币政策灵活度的同时维持币值稳定，许多央行采取了通胀目标制。应该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个货币政策规则是有效的，帮助维护了货币体系与宏观经济的稳定。但最近20年的经历则表明，货币政策与通胀水平之间出现了脱钩的倾向。在伯南克的前任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货币政策宽松，通胀水平稳定，但金融风险大量积累。因此，继续盯住通胀水平，是否还能保持货币与金融体系的稳定？如果不能，应该如何改革货币政策的规则？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次贷危机，还是新冠疫情，都可以称得上是史无前例的。在这些危机中是否出现新的值得深入研究的宏观经济机制？这些新机制对经济政策与制度安排提出了什么样的新要求？次贷危机是一场典型的全球性的系统性金融危机，什么导致金融风险同时发生甚至形成顺周期机制？货币政策要不要管金融风险？

过去十几年，关于次贷危机的研究已经有不少，政策改革的尝试也很多，但像大萧条之后出现的革命性的学术与政策进展并不多。最近发生的这些大危机会不会最终被“浪费”掉，这是当代经济学者必须要面对的一个严峻挑战。而这也恰恰是推荐大家阅读《伯南克论大萧条》的最重要的原因。

转载自“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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