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硕士争当乡镇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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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考公热”持续升温的一个缩影，背后凸显就业形势的变化，也与当代一些年轻人的自我选择有关

2018年12月2日上午9时，江苏南京一公务员考点，密密麻麻的考生进入考场。图/视觉中国

文 | 王丽娜 周缦卿

编辑 | 鲁伟

一名北京大学博士毕业生，成为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街道2022年拟录用公务员，职位是城市管理执法岗。4月中旬，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份拟录用人员公示名单披露了上述信息。这份拟录用人员公示榜单显示，报考者大多数都为名校毕业的硕士。

上述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街道城市管理执法岗看似并非“金饭碗”，其职位层级是乡镇街道基层，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备注还称，“实行轮流倒班工作制，夜间外勤较多”。

北京大学博士毕业生任职于城市管理执法岗，这是“考公热”持续升温的一个缩影，背后凸显就业形势的变化，也与当代一些年轻人的自我选择有关。

2021年，硕士毕业于一所“双一流”高校的谷帆（化名），被录用为华东地区一个县级市的基层公务员，他在这座陌生的城市，主要从事文字材料的撰写工作，“工作很规律”。未来对于谷帆而言，有着看似清晰的路径，他大概知道以后做什么。但他也表示，“有一眼望不到头的地方”，工作不到一年，他换了多个部门轮岗，未来“充满变数”。

同样毕业于一所“双一流”高校的硕士生章茗 （化名） ，放弃了大城市金融机构的offer （录用通知） ，选择在黄河下游地区做一名选调生。选调生同属公务员系统，是培养后备干部的一种方式，但需要先在基层历练两年。目前，章茗在乡镇挂职，助力乡村振兴。

名校毕业之后，选择到县乡做公务员和选调生的年轻人，似乎越来越多。

主要研究方向为县乡治理的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杨华此前有一个课题是关于基层年轻干部的工作和生活。2018年和2019年，杨华曾到多个省份调研。

杨华表示，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不少研究生进入基层干部队伍，而在中西部地区和偏远乡镇，也不乏研究生学历的选调生。当前不断优化的政治生态和县乡干部在年龄

结构上的断层，让基层年轻干部的流动和晋升路径相对清晰。

对于发达地区县市基层公务员岗位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杨华解释称，在这些地区，公务员已经走向职业化，基层公务员也可以完成职业身份构造。他们即便晋升机会有限，通过岗位也能获得职业成就感、荣誉和生活所需要的物质条件。

名校硕士生到县乡

留在大城市工作的朋友会好奇地问章茗，“你平时在镇上是不是整天去田间地头，跟老百姓打交道呀？”实际上，章茗的工作确实如此，她经常需要接触村干部和村民。

章茗对《财经》记者称，在基层工作期间，选调生需要对驻村的基本情况、村内主要产业等有详细了解，之后还要形成调研报告。

出生于城市的章茗，此前从未在农村生活过，不过报考前她明了选调生的政策，同时通过亲友等对乡镇的情况做了初步了解。

对章茗这样的年轻人到来，乡镇层面也并不意外。章茗表示，之前连续几年有选调生到当地挂职，“选调生就是一些下来工作的年轻人，不会说你学历高或者是从大城市过来的，别人就会对你另眼相看”。

在章茗的观察里，当地乡镇干部比较年轻化，不少领导是“80后”“90后”，他们大多数学历都不错，镇上一名主要负责人也毕业于名校，“这可能是这些年的新变化之一”。

谷帆也发现，大学毕业生进入当地基层做公务员的越来越多。他了解到，今年考入的新人还有22岁的年轻人。此前入职培训老师告诉他，现在明显地感受到基层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在提升，新入职的人越来越有活力，与此前传统的公务员形象不同。

初入职场，谷帆颇感新鲜，他已经换过几个部门，接触不同的工作内容。他与上级一起外出调研、开会，“中午都是一起吃盒饭，两个荤菜、一个素菜，无论多大的领导都是这样”。在单位，同事之间的关系也不错，“大家把我当孩子来看”。

对于放弃自己多年所学专业，从事综合性的文字工作，谷帆认为，“并不算特别浪费。”自己在硕士期间收获最大的并非是知识，而是视野的开阔、对规则的理解、对于自己的定位和未来发展的一些想法。“对我个人来讲，我硕士的专业知识（对工作）并没有直接帮助，但因为读硕士时接触的老师们都是教授，甚至长江学者、院士，所以听到的和看到的都不同，相当于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看（世界）。”谷帆说。

同样在中国东部地区一个县城做选调生的凌浩（化名）也表示，名校毕业去基层做公务员的情况越来越多。

早在200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的通知，要求加大选调应届优秀高校毕业生到基层锻炼的力度。充实到农村乡镇和城市街道等基层单位。在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两至三年后，从中择优选拔部分人员任用到乡镇、街道领导岗位。2018年，相关部门再次发文要求，进一步加强改进选调生工作。

凌浩表示，在他工作的地区，这几年每年招录的县乡机关选调生都是省市机关选调生人数的两三倍，招录标准比一般公务员高，明确要求选调高校为国内几十所“双一流”高校和省内重点院校。

凌浩对《财经》记者介绍，近年来他所在的县还推进实施人才强县的战略，每年都招录一批硕博人才。据他了解，今年新招录的人中不少毕业于境内外名校，其中多数人在本科就曾就读名校，名校、高学历人才在当地越来越“平常”。

基层的吸引力在哪？

每个人的就业选择，往往会糅合个人、家庭和社会因素。

和在中央部委做公务员的同学比起来，凌浩偶尔会有一些落差感，不过在县乡做选调生是他反复权衡后的选择。

凌浩在2021年夏季毕业，当时就业形势严峻，当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总规模为909万，同比增加35万。不过，凌浩的职业规划相对较早，两年前研究生刚入学不久，了解师兄师姐们的就业去向后，他开始有危机感。随后，他专门找到学校就业辅导处的老师，咨询他所学专业的就业情况。“惊讶地发现我的专业就业前景比较渺茫，在这个时候我就开始考虑体制内的工作了，因为体制内有一部分岗位不限专业。”凌浩称。

北方城市长大的凌浩，身边有不少亲友是公务员，他自我评价比较务实。凌浩在校时成绩优秀，又是学生会干部，快毕业时收到多个offer，包括国企、事业单位、选调生等。凌浩没有过多犹豫，决定选择成为东部这座县城的选调生。

凌浩选择的东部县城，距离周边城市，如杭州、上海、南京都很近，交通极为方便，这符合他理想中的工作区域——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两个区域的公务员薪资待遇也不错。

在选择工作时，薪资待遇和当地房价，同样是凌浩看重的因素，这也是他决定离开特大城市的主要原因。凌浩称，如果从事他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即便是在北京谋到上市公司里的职位，税后到手工资大约9000元，买房只能靠自己和父母，仍然有压力。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这让凌浩更多感受到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他进一步坚定选择考公务员。凌浩称，一些人认为人生充满无限可能性，到小地方工作就是一种失败，“得挑个特别好的（工作）才能配得上我”，但在他看来，年轻人不应该每天抱怨自己不想做什么，“却不去做自己能干的事情”。

章茗离开求学六年的大城市，工作的前两年必须到乡镇接受锻炼。章茗把自己职业的选择归结为，这既是个人的选择，也是一个家庭的选择，还关乎日后的婚姻生育、父母养老以及未来几十年的人际关系。

章茗最初认为，在大城市发展机会多，也许能逐渐站稳脚跟。但作为家中独生子女，她在2021年找工作时不得不考虑自己买房和父母养老的问题。

当时章茗还有一个金融机构的offer，她一直在纠结到底该怎么选择。她担心在大城市工作虽然看上去“比较光鲜”，但生活中“可能长期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固定住所”，综合考虑后，她认为回老家工作更符合现阶段的需求。

章茗表示，其实她也思考过，为什么现在一些年轻人愿意考公考编（事业编），愿意去基层？她认为是择业观发生了变化，“之前大家对体制内的工作，会有一些刻板的印象”，但现在网络发达，一些在体制内工作的年轻人，会发文字或视频让大家直观了解体制内的工作和生活。“原来这个工作不是以前想象的那样，甚至觉得，如果我也参与到体制内的工作，会不会（让社会）变得更好？”

同样是“双一流”高校硕士毕业的王立（化名），在2021年通过了中部一个省份的基层选调生招录，到乡镇工作。王立所学专业是理工类，相对比较好就业，但他在毕业前便目标明确，那就是考公务员。王立表示，他“性格比较稳重”，适合政府工作，另外他想回家乡发展，选调生前两年需要先在基层锻炼，这对农村出身的他更不是问题。

同样性格稳重的肖一（化名），2021年通过公务员招考，目前在东部一个省份的县级市工作。肖一求学和实习时，曾在几个特大城市生活，他认为大城市不适合他。肖一称，在大城市出门就是堵车和挤地铁，出趟门至少半小时甚至两小时，这让他感觉很累。每次从地铁口走向地面，看到来来往往的人潮，这给他一种压力，“这种生活跟我的性格不相符”。

肖一在本科时没太多考虑就业的事情，他抱着“躲避就业的心理”选择考研，但研究生快毕业时又意识到所学专业就业不容易。他的一些同学选择做销售，还有一些去专业相关的龙头公司任职——“他们是要真正在养猪场的一线，在猪棚里面和猪打交道。”肖一曾在一家企业实习过，他感受到工作不稳定、压力大，这令他很不喜欢，因此后来求职意向都是公职，“身边一半多的同学都在考公”。

肖一说，他在就业方面接受的指导非常匮乏，“上学时只有人告诉我们要好好学习，将来找个好工作，到底如何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如何规划，这些是缺失的。”对公务员职业，肖一之前并不了解，他的家庭里没有人是公务员，报考前他通过网络获得对公务员的了解。

工作近一年来，肖一比较满意。“估计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在基层待着会憋屈没意思，我不是这种性格，不喜欢逆流而上，我就适合比较安稳。”他看着昔日的一些同学所发的社交动态，在各大城市来回跑，忙得没有时间吃饭，但精神饱满干劲充足，他觉得“要是我早就烦了”。

也有人在考公“上岸”后选择放弃。武飞（化名）本科、硕士均毕业于北京一所“985”高校的法学院，成绩一直稳定在年级前列。

2020年7月，武飞加入“考公”大军，他在“过关斩将”后拿到北京市一个基层法院和四川省内市（州）选调职位的面试机会。当时，他不想留在北京，“房价太高了”，他拒掉基层法院的面试机会，选择回老家四川面试。但他发现选调职位安排并非自己理想中的司法机关，而是看起来与其法律专业不相关的工作，一番衡量后他选择放弃。

从准备复习“考公”，到处考试、面试，“上岸”又放弃，武飞折腾了近一年。2021年8月，武飞回到北京开始律师生涯。在律所，武飞经常熬夜写法律分析意见，但还总是挨批评，他觉得有些吃力，经常想辞职。

“考公热”背后

针对当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现象，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促进会副会长李建伟有一些观察。李建伟曾任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目前仍担任研究生导师。

李建伟对《财经》记者表示，今年是疫情发生后的第三年，从就业情况看，很多毕业生认为考公务员、事业编、教师编，工作更有保障，因此宁可多考几年，这导致慢就业、缓就业现象增多。“现在不单单学生是这个想法，家长也是这样想的。”他说。

有媒体曾报道博士被招录到基层做城管，李建伟也有所关注。今年，他的一名学生报考中部地区一座非省会城市的街道办事处职位，他听学生说有60多名毕业生报名竞争，多数以上都是研究生。李建伟一些成绩优异的学生，在郑州本可以找到薪水高一倍的工作，但宁可去普通高校工作，每月拿三四千元的工资。

2022届全国高校毕业生预计达1076万人。仅河南，2018年至2022年，当地高校毕业生总量从57.3万增加到81.7万，增长42.58%。2021年，河南省统一考试录用公务员拟招录公务员7901人。据河南华图数据研究中心的数据，截至报名结束日期当天17点，报名人数近49.96万人。

李建伟称，目前本科毕业大学生约有60%的人选择考研，高校毕业生中约80%的人选择考公务员、事业编、教师编，但其实考公成功概率并不高。很多学生争相报考公务员，并不惜花费数千元参加辅导班。有些高校这些年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情况，一些高校还设置了就业与职业规划课程，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其实职业规划教育应更早进行，最好从高中就开始做职业规划。”

对于就业选择，李建伟建议高校毕业生应正确认识当前的就业形势和自己的能力，不要把前途限定在一条赛道。他也不提倡缓就业、不就业，毕业生走出校门后应先锻炼自己的能力，逐渐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

2022年4月，智联招聘发布《2022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这份报告显示，仅一半毕业生选择单位就业，自由职业、慢就业比例进一步提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对大学生就业吸纳作用提升；硕士生签约率下降，专科生签约率逆势上升。报告还称，“国企热、考公潮升温，民企热度降低，共同折射出本届毕业生在选择工作上的求稳心态加剧。此外，可能也与疫情后国企面向大学生的扩招有关。”

杨华教授的研究方向之一是县乡治理，对基层公职人员的情况进行过专门的研究，还刚出版了专著《县乡中国》。杨华对《财经》记者表示，近年来高校毕业生考公务员有多个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十八大以来政治生态不断得到优化，着力营造清廉政风，公务员系统流动和晋升路径相对清晰。另一个因素是，县乡基层干部在年龄结构上出现断层，这给年轻人留下空间。

杨华称，现在很多乡镇的公务员在年龄结构上出现断档，年轻公务员多数在20岁、30岁，40多岁的公务员不多，年龄较大的已经50多岁。他认为，这与20世纪90年代乡镇工作人员招录不规范有关，使得当时的乡镇大量超编。2005年公务员法通过以来，因编制数量有限，各地的政策是消化超编人员，因此前后有差不多十年时间，许多乡镇很少进新人。2010年之后，各地乡镇开始招录人员，但规模并不大。目前的一些年轻公务员，大多是在2010年以后招考进来的。随着老一辈乡镇干部未来几年相继退休，乡镇“80后”“90后”公务员都有看得到的晋升空间。

对于“考公热”，杨华认为，这主要体现在国家公务员、省直机关公务员、发达地区县市基层公务员的竞争比较激烈。

发达地区县市基层公务员职位对一些年轻人尤其有吸引力。杨华在调研中了解到，2018年至2019年，在江浙和广东等地区，乡镇刚入职公务员年收入（打卡工资）普遍达到12万元左右，副科级干部的年收入在15万-20万元间，正科级干部的年收入可以达到25万元左右，县市公务员则比乡镇公务员少一项“乡镇补贴”——每年约一两万元。

杨华表示，当前基层的“80后”“90后”年轻干部，不少都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不少研究生进入基层干部队伍，而在中西部地区和偏远乡镇，也不乏研究生学历的选调生。这些年轻干部主要成长或工作于十八大之后，他们面临的政治生态不同，因此他们的工作方式、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等，均与此前的基层干部明显不同，更讲究方式方法和策略。

基层的流动

在对基层年轻公务员调研后，杨华发现有诸多可喜变化，其中之一是不少人对于晋升的认识——“努力就会有机会”，这与多年前的认识存在很大不同。很多年轻人反映，“以前某个人晋升了，大家首先联想到的是他有关系，现在谁晋升了，大家先想到的是他有什么样的工作能力和业绩。”在基层，不少“80后”；“90后”公务员已经走上领导岗位。在杨华调研的一个乡镇，大部分管理班子成员都是“80后”。杨华还观察到，他接触的年轻干部有思想、有经验、有活力、有抱负，因此他们有看得到的晋升空间。

杨华称，在乡镇这个层级，招录公务员时一般不限专业，此外，越来越多的选调生选择到乡镇锻炼。作为新人，他们一般是先被分在乡镇党政综合办或党建工作办公室，负责写材料、上下协调等工作，以熟悉基层工作。具备一定工作经验后，这些年轻的公务员会被调至乡镇其他站办工作，或是担任驻村片区负责人，有些则会被选派到县级主要党政部门，表现优秀的则会被提拔为基层后备干部。

目前，谷帆、章茗等人都对自己的选择比较满意，他们都表示，目前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做好当前工作。章茗表示，下沉到乡镇的年轻人，既有市、县到农村挂职的，也有选调生，还有省派的乡村振兴服务队，他们都在扶持乡村发展，帮助提升基础设施和发展乡村产业等。到基层工作后，章茗逐渐意识到，生活在乡镇的人口基数还很大。“未来要进一步发展，农村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可能很多年轻人并不关心这些事情。”章茗说。

谷帆则表示，他会坚定自己的选择，并且相信晋升要靠个人能力，“在这条路上踏踏实实干，以后肯定有一些机会”。谷帆目前的收入在当地工薪阶层属于中上水平，但也不是人人羡慕，“这边做生意的老板实在太多了，大家会认为稍微有点本事都去市场上挣钱去了”。

跨省异地就业的凌浩，已比较快地融入当地生活。凌浩坦承基层工作琐碎、繁忙。“要说我自己能改变什么，或者带动多少人致富，那是在吹牛。基层工作说起来谁都能干，但不是人人都能干好。”

来到基层工作后，凌浩见识到更多普通人的生活，令他更全面地认识社会。凌浩说，之前读书时，经常听到一些声音，比如年薪30万元就是白菜价，工作后他发现基层普通人的生活并没有被很多人关注到。对农村低收入人群来说，每月几百元就非常关键，而这在大城市不过是一顿或几顿饭钱。有时候，工作中能帮助到一些人，对凌浩来说就是一种成就感。基层工作“天花板”比较显而易见，“人都或多或少会有晋升的想法，如果不顺利，做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也挺好”。

理工专业毕业的王立，目前在乡镇主要从事文字工作，他自我评估适应得还不错。他表示，自己在基层工作实践中获得经验，有些东西不是坐在办公室可以学到的。他不太关注每个月收入多少，至于买房、找对象结婚这种“人生大事”，他暂时也未考虑，“这是水到渠成的事”。

在调研中接触到基层年轻公务员群体后，杨华观察到，“他们普遍有知识的焦虑感，积极学习各项政策和法律制度等，关注学者的相关研究和其他地方的创新做法。”杨华称，一些年轻公务员在工作中遇到困惑，或者看到县乡治理方面的相关书籍，还会主动找他探讨问题。

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的基层公务员招录相对没有那么“火热”。杨华表示，在中西部地区经济条件一般的乡镇，基层公务员收入与经济发达地区有一定差距，晋升才能获得相应工资待遇的提升，因此寻求晋升的动力相对更大。另外，这些地方基层公务员的流动性也更大，一些基层公务员主要通过遴选等方式实现向上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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